钱币上的中国（二）：中国“煤老大”的转型之路

新华社太原11月19日电（记者房宁、李来房、吕梦琦）晋商后代赵晓红在平遥古城经营的客栈，原本是祖上绸缎庄的老宅院。

　　“我祖辈生意做得很大，最远把茶叶卖到了现在的俄罗斯。”赵晓红讲述当时晋商生意的发达。十年前，她将老宅院改造成客栈，保留了原有建筑风格，吸引不少海外游客。“现在我接待的游客多半是法国人。”她说。

　　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位于山西中部，有2700多年历史，曾以商业闻名。清朝末年，商人在此创办票号，实现白银异地通兑。鼎盛时期，平遥共有22家票号，分号遍及全国68个城市和商埠，极大便利了贸易结算。平遥是当时中国的金融中心之一。

　　新华社记者展示平遥票号。新华社记者赵阳摄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清政府走向覆灭，列强登陆中国，平遥票号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凭借多年金融积淀，山西以新的金融形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1939年至1948年，中共在山西黎城县成立的冀南银行共发行冀南币2000多亿元，对支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发挥起到了积极作用。

　　革命老区吕梁市兴县是个黄土高原的小县城，位于太原市西北约300公里，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之一——西北农民银行就诞生在这里。新中国成立前，这家银行发行了300万元西农币。

　　西北农民银行旧址。新华社记者赵阳摄

　　93岁的杨笃何曾为这座中共创办的战时银行印刷钞票。1945年，他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参加了解放战争。

　　“当时50、100的票子都印过。”他说。

　　冀南银行发行的冀南币。新华社记者赵阳摄

　　过去近200年里，山西金融业给中国带来了许多改变。但一种被称为“黑金”的东西对新中国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它，就是煤炭。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山西累计生产原煤190多亿吨，外送全国26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号称“曾点亮过全国一半的灯”。山西省去年原煤产量为8.93亿吨，是1949年258.2万吨产量的近346倍。

　　煤炭支撑了新中国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留下沉重的生态“欠账”，造成山西约3000平方公里的采煤沉陷区。十几年前，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山西居多。这倒逼山西转变发展方式。

　　2009年，山西开始整合煤炭资源，扭转开采的混乱局面。民生改善是这场变革的出发点。2018年，山西财政支出80%以上投向环境、教育、扶贫、交通等领域。昔日的“煤老大”正在全面实现“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历史性跨越。

　　生态扶贫正在让吕梁山变绿。新华社记者吕梦琦摄

　　王平曾是石圪节煤矿工人。2016年，这个曾被誉为新中国第一座“红色矿井”的煤矿作为老旧煤矿关停。煤矿所属的山西大型煤炭企业——潞安集团将王平等煤矿职工安置到集团一家生产牡丹籽油的生物科技公司工作。

　　开始，她因为被转岗安置，很不情愿，没想到新公司劳动强度低了，月工资却高了近1000元。

　　工人在包装牧丹籽油的车间工作。新华社记者赵阳摄

　　山西潞安石圪节智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冯国宝说，开发牡丹籽油本是集团带动吕梁山区脱贫的创意，结果发展成为集团效益最好的煤炭转型项目。山区土地贫瘠，农民种牡丹比种粮食效益高。

　　目前，这家公司拥有30万亩牡丹种植基地，牡丹籽油生产能力国内领先。

　　在包装车间工作的王平说：“以前在矿井里工作又脏又累，现在不一样了，车间里十分干净，接触的日化产品都是可食用的产品，对身体也有好处。”

　　工人在展示潞安集团转型项目生产的牧丹籽油。新华社记者赵阳摄

　　冯国宝介绍，公司今年向韩国出口了1500公斤牡丹籽油，还有海外公司与其洽谈合作开发日化用品。

　　吕梁是中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这里土地贫瘠，只有生态农业才能提高经济效益。

　　在深度贫困区兴县，孟家坪村村民孙平儿今年59岁，一家五口曾经挤在一口破旧的窑洞里生活。

　　两年前，他和妻子参加了造林扶贫专业合作社，靠种树一年能收入5万多元，实现脱贫。不久前，他花了一万元翻新了窑洞，住得宽敞明亮。

　　兴县孟家坪村村民孙平儿的新窑洞。新华社记者赵阳摄

　　20年来，山西贫困山区的农民在当地政府和龙头企业的带动下，走出一条既能脱贫又能修复生态环境的致富路，改变了单一依赖煤炭等资源开发的发展方式，完成退耕还林2730万亩，为荒山披上了“绿衣”。

　　截至2018年末，山西省贫困人口减少到25.5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1%。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的贫困人口从2012年的9899万减少到2018年的1660万，连续6年平均每年有1300多万人脱贫。

（文章来源：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