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牛的钱币店铺，面积却比厕所还小

马老板开店了

安福路，是上海西区一条闹中取静的马路。南侧的7号，是一栋不大的花园住宅。

别小瞧它，1940年，中国泉币学社就诞生在这里。从那时起，这里陆续汇聚了一批中国最顶尖钱币收藏家，开启了中国钱币研究的巅峰。

中国泉币学社第74次例会合影

（1942年上海，罗伯昭寓所）

前排左起：张絅伯、诸葛韵笙、丁福保、张翼成、郑家相；

后排左起：杨成麒、戴葆庭、王荫嘉、张季量、陈亮声、罗伯昭、马定祥

这张颇有历史意义的中国泉币学社成员合影原照，一直为马定祥所珍藏，成为唯一存世原物，弥足珍贵，现存浙江省博物馆。

▲上海安福路一角

自从有了这个组织，年方24岁的马定祥如鱼得水，大开眼界，由此成为一名泉学新秀。为了更好地“以泉会友”，马定祥早就盼望能像不少朋友那样，拥有一家自己的钱币店铺。

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7月)，他凑足了100万(中储券)资本，就在重庆中路60号乙，开了一家“微型”的钱币铺，号为祥和泉币社，就是当代钱币界赫赫有名的“万拓楼”。

这家店铺可能是大上海最小的店铺了，小得可怜巴巴——门面只有两米宽，店堂只有五六个平方米，房间又矮，十分寒碜地挤在新渔阳里的弄堂口。

重访万拓楼▼

卧虎藏龙的小店

相对这个不大的店来说，橱窗里的“货”都是些毫不含糊的实物，诸如盒装的全套七枚民间纪念币(即有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曹锟等军阀的头像的银币)、三鸟币(即正面有孙中山先生的头像，背面有着三帆船和三只飞鸟的银币)，战国刀布、大明宝钞、户部官票等等，都是货真价实的热门货。

▲三鸟币

这店堂尽管很小，好歹还能算个房间，楼上可就惨了，竟是一间用木板搭起来的简易屋子，隔壁人家走路、上下楼梯，甚至大声说话都能听得见。他除了外出收钱，就整天“焐”在这里摩挲钱币，一会儿翻阅资料，一会儿拿着放大镜仔细地观看，一会儿又拿起别的钱币反复比较。

▲马定祥正在看钱币

这家店堂小到这个份儿上，可是往来的顾客却很有“规模”——有全国数一数二的钱币收藏大家，如李伟先、罗伯昭、李荫轩、孙鼎、沈子槎、施嘉干、耿爱德、康际文、吴筹中、王亢元、丁福成、陆世百、朱绍森、赵权之、何雨霖等等。马定祥的工作室写字台右边的墙壁上，钉了一排洋钉，每个钉子上都标着名字，名字下面挂的古钱，都是按照他们各自的“胃口”，从各地为之觅来的。写字台的旁边，还有一个有十多个抽屉的长立柜，每个抽屉也都各有其主，贴有标签，里面是为另外一些喜欢收藏银圆和纸钞的收藏家们准备的“货”。圈内人一看这名单，自会掂出份量——这里简直就是一个上海钱币收藏家的供货中心。

公私合营清产核资时，马定祥的这个区区小店，除了自己的收藏品不作核资外，里面的“家当”竟评估为八千多元(二千元便是资本家)。八千元现在看来不算什么，但是那时一贯大明通行宝钞，门市价才卖2元钱，清产核资中只算1.5元钱，现在已经价值过万；

民国二十一年的孙中山三鸟币，核价仅2元钱一枚，战国安阳、平阳等的方足布和明刀，核价下来仅5分或一角一枚。所以，论门面，他家最小，论价值，却是全国钱币行业的“旗舰”。

日本人：我服了

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海外泉友往上海走动得逐渐多了起来。慕名通过各种渠道来找马定祥的也多了起来。

1983年，马定祥在北京《中国钱币》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大齐通宝辨》，很快被日本钱币学家译成日文，在日本《收集》杂志上转载，他的名字在日本钱币界就不胫而走了。

最早找来的是日本著名钱币学家太田保，那时马定祥已从上海博物馆退休。

那天，太田保非常客气地向马定祥赠送了他的著作《新版东洋古钱价格图谱》。马定祥拿过来就随手翻阅起来，有两枚钱币背面的图片张冠李戴了，指出再版时应当纠正，太田保低头一看，居然真是这样！

立即站起身来鞠躬，心里不由得暗暗吃惊，眼前这小老头儿居然对任何钱币的背面都了如指掌！这是何等“可怕”的功夫啊！

不久太田保又带了他的学生——日本横滨货币协会的会长菅谷信来访。菅谷信也是当时日本钱币界的实力人物。他们提出很多问题请教马定祥，马定祥都是有问必答。

有一次，当马定祥拿出一包钱币放在桌子上给他们看时，太田保、菅谷信满脸羡慕地说：“我们真想从这里偷走啊！”

引得马定祥哈哈大笑，他乘兴告诉他们：“这仅仅是我的收藏的一小部分，我大部分的珍贵钱币都放在银行保险库里，只能以后再让你们欣赏了。”

两个日本人听了目瞪口呆，菅谷信说：“来到了您这里，我才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啊！”

嗜钱如命

马定祥有一枚闲章：“嗜钱如命”。

他的确是嗜“钱”如命，为了钱币，不知受了多少磨难。他又不刻意为赚钱，他一生向国家和地方文物部门捐献了大量的珍贵钱币和资料。各部门向他颁发过巨额奖金，但他转过手来马上又是捐献。

早在解放初的1956年他就开始捐献了。那时国家正在筹建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他知道后，就将自己收藏的一批辛亥革命时期的钱币和纪念章共十余枚，通过报社捐献给了宋庆龄女士，其中有同盟会早期在海外发行的金币券和1929年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时的纪念章等等，都是珍贵文物。

1963年，他向上海博物馆捐献了海内外存世极稀的、日本早期印制的钱谱善本《昭和泉谱》。

1983年，他的《太平天国钱币》一书出版后，鉴于南京是太平天国的首府，也是国内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重镇，就毅然把自己多年珍藏的太平天国钱币，以及天地会的钱币共105枚，全部无偿地捐献给了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其中有他非常喜欢的、收藏了几十年的稀世之珍：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后最早发行的货币——天国通宝3枚、存世孤品天国圣宝铅质雕母钱，还有成套平靖胜宝、金钱义记、嗣统通宝、皇帝重宝当十大钱等各种天地会时期的钱币。有的甚至不仅是钱币，还是天地会会员身份或是某项活动的凭证，所以极其罕见，极为珍贵。

1990年5月，马定祥健康情况已经大不如前，萌发了为故乡捐献历代钱币的打算，偕夫人和长子马咏春去杭州，向浙江省博物馆捐献了1500余件珍藏，其中包括从钱范到纸币的各种钱币，金、银、铜、铁、锡各类，应有尽有，还有一批珍贵的钱币拓片和钱币专著。浙江省博物馆获得了这批捐献后，特地为之举办了“马定祥捐献钱币文物展览会”。

浙江省博物馆向马先生颁发了巨额奖金，作为报答，可是马先生当场把这些奖金全部作为浙江省的钱币研究基金，捐献国家！在场的文物界的朋友们无不为之动容。

1991年1月7日，浙江省博物馆的杨陆建副馆长带人来上海，这时，马定祥已经病卧在床，行动迟缓了。人们在他的指点下，搬出一捆又一捆的钱币资料，有文稿、手稿、拓集、照片，也有大宗钱币拓片和成套的钱币杂志，居然满满七十四箱！不啻抱了个大金娃娃。

天津市义和团纪念馆的王锡荣馆长从报刊上得知马定祥藏有义和团铸造的团钱，过去一般人认为不大可能有铸钱存世，而现在马定祥先生这里存有实物，真是石破天惊！

于是王馆长禁不住想请马老割爱，把那三枚珍币出让给馆里，任凭你出多少价钱！

当馆里收到了马老的回信时，人们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信上写着：“我不卖，我决定无偿捐献给贵馆。”

谁知第二年年初，马定祥住进了医院，仅仅两个多月就溘然长逝了。

半年之后，马定祥的两个儿子马咏春和马传德，为了却老父的遗愿，专程北上，代表他们的父亲，郑重地向天津市义和团纪念馆捐献了这三枚团钱，实践了其父生前一诺千金的一贯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