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三年(1887)广东铸行“龙洋”，通常被认为是中国机制币的开端，其实这并不精确。精确地讲，中国机制币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因为在那十年中，有几个地方都先后尝试用机器制造钱币，难以精确地判定谁先谁后。
从记载看，清朝光绪八年(1882)吉林将军希元下令用机器制造的厂平银币(计有一钱、三钱、半两、七钱、一两五种)，应是中国最早的机制币。但铸造时间短，数量很少，影响不大，且是否经过清廷正式批准也不清楚。光绪十二年(1886)，福建利用船厂轮机制造制钱，面文“光绪通宝”，光背，重八分五厘;次年，浙江用机器造钢模制钱，均很快停铸。光绪九年(1883)慈禧太后命令李鸿章在天津用机器造制钱，到光绪十三年(1887)才铸出第一批制钱，不久也停铸了。广东于光绪十二年筹建机器造币厂，于次年(也有记载说与制钱同年开铸)先铸银元。这种银元面文中央为汉文和满文的“光绪通宝”四字，周围是标省名和币重的英文，钱背为龙的图案。不久币重减为七钱二分，面文中央部分不变，周围上环书“广东省造”，下环书“库平七钱三分”，钱背中央仍为龙的图案周环为标币重和省名的西文。光绪十五年(1889)铸制钱，开始钱背有“库平一钱”四字，后改为满文“宝广”，初铸的重一钱，后减轻为八分。据说广东还为江苏铸造字背文为满文“宝苏”的制钱。如上所还，早期用机器制造钱币的有吉林、福建、浙江、广东等省，但只有广东坚持了下来，在铸造机制币的数量上远远超过别的省份。
光绪十五年(1889)，吉林将军长顺派人到上海采买机器，利用宝吉局造机制制钱。光绪二十三年(1897)江南省在南京、次年湖广省在武汉也先后用机器造制钱。这样，宝广、宝吉、宝浙、宝泉、宝直、宝津(沽)、宝奉、宝武、宝川、宝东、宝漳等许多铸钱局都先后用机器造过制钱，但铸行数量较多、时间较长的却只有很少的几个铸钱局。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赔钱，有时造一文的成本竟达二文以上。在当时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这是很难继续进行的。但后来(1900)铸造铜元有利可图，原先造制钱的机器往往改造铜元，所以机制铜元生产在短期内形成规模，与此有直接联系。
机制银元的情况与机制制钱有所不同。机制银元不存在严重赔本的问题，所以自从广东大量铸行以后，各地认为有利可图，纷纷仿铸。湖北、直隶、江南、安徽、四川、奉天等省都铸行了机制银元，有的还铸行了机制银辅币。然而，由于缺乏统一协调，各地的机制银元图案、钱文、重量、成色都有差异。它们也有许多共同点，其中之一就是钱背都有龙的图案，所以它们被统称为“龙洋”。从机制银元开始铸行，到清朝末年为止，龙洋的数量已经接近二亿枚，超过当时流通银元总数的四分之一，这充分说明机制银元的发展是较为迅速的。
银元广泛铸行以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当时铸行的银元每枚重七钱二分，而中国传统是用银两制度，不少场合，尤其是税收中要进行折算，颇有不便，于是引发了一场争论。最早主持铸造银元的张之洞提出，他当初在广东铸银元，不过是临时性举措，不宜推广全国。现在要在全国推行银元，应该铸每枚一两的银元。对于改铸一两银元的意见，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大抵与外国人接触较多的人主张维持七钱二分制度，他们一般思想较为开明，其中也不免夹杂崇洋倾向;民族自尊心较强的人拥护用两，他们认为用两不用两不过是习惯问题，用七钱二分制是屈从洋人，就中也不免有怀封建保守意识者夹杂其间。争论的结果，主张用“两”者暂时占了上峰，于是清朝于光绪二十九、三十二年(1903、1906)两次试铸行每枚重一两的银元。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病死，主张用七钱二分的一派得势，每枚一两的制度被废弃，七钱二分的制度便成为长久的制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