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纸币产生于北宋，但追溯源头，人们往往追到汉武帝时的皮币。一张价值不大的鹿皮被行政命令赋予很高的价值，在这一点上，纸币似乎与皮币有共同之处。但宋代纸币与唐代飞钱的关系更密切，而唐代的飞钱与汉武帝时的边籴制度关系更为直接。汉武帝时，进攻西南夷，军粮不足，就召募当地人“入粟县官，而受钱于都内”。这种在边疆纳粮、在京都取钱的作法，与唐代飞钱是比较接近的。
唐代飞钱产生于唐宪宗时，当时地方官府、诸军要向京师输送一部分钱财;有些富人在京师有现钱来源，而一部分家人住在外地缺少现钱使用;恰好一些商人在外地赚了钱，苦于难以运到京师。这样，就产生了同时使这两种需求都得到满足的办法:商人把现钱交给地方官府，或者驻军、富人在当地的家属等，取得凭证，拿凭证到京师领取同样数量的现钱，双方都避免了长途运输铜钱的麻烦。这个办法就是飞钱，又叫便换。飞钱出现不久，就遭到官方禁止。后来，官方感到飞钱可以利用，就由户部、盐铁、度支三处官署经营飞钱。
宋代的纸币交子就是由飞钱演变成的。交子是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产生的。四川在唐宋时期是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唐朝有“扬一益二”之说，“扬”指扬州，“益”是益州，相当今四川盆地地区，治所在成都。宋代成都盆地地区也是比较富庶的。但是北宋自从灭掉后蜀，就决定在四川强制推行铁钱。铁钱价低体重，重的每贯二十五斤，减轻后也重十三斤，一个人竭尽全力也拿不了几贯钱。这给贸易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早在五代，楚国马氏铸行大铁钱，就出现了“钱既重厚，市肆以券契指垛交易”的情况(《十国纪年·楚》)。文献记载中讲的“券契”是否是纸币，认识不一，但铁钱太重不利于交易，人们必然要想办法加以克服，这一趋向却是与北宋时的四川相同的。北宋四川经济的发展要求货币随之改进，而官方却偏要在当地堆行一种落后的钱币，交子就是在这样的矛盾碰撞中产生的。
关于交子产生的确切时间，很难判定。因为文献记载中只有官营交子的产生时间，即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而在这以前已经有由十六户百姓办的交子。关于十六户百姓办的交子，李攸《宋朝事实·财用》等记载相当详细:十六户的交子是用同一种纸印制的，“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钱数是临时填写的。持交子可以到异地取现钱，用交子兑取现钱时，每贯扣取30文作为手续费。十六户每年要为官府提供清理粮仓和修水坝的人力和物资，作为官方允许经营交子的报偿。后来，十六户因挪用资金，造成交子信用危机，闹出事来，官府便勒令十六户停办。停办后有些地方官要求改为官办，这才有官交子的产生。这十六户是什么时候开始经营交子的，经营了多长时间，在他们以前是否还有别人经营过交子，我们都无法知晓。至于这十六户发行的交子除了兑取现钱以外，是否还在市面上代钱行使，史籍中也没有记载。所以，我们只能认为交子的功能与近代的汇票、支票接近，而不敢说它一定具备银行兑换券那样的用途。
官交子的情况就不同了，它有强大的国家作后盾，在官方宣布可以用它代替现钱完纳赋税以后，就赋予了它法定货币的地位，它就在民间广泛地被作为铁钱的替代物来使用了，官交子从而成为真正的纸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