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和表示面额的汉字究竟是谁写的，社会上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是董必武写的，有人说是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宸写的，还有人说是当时的总行研究处处长冀朝鼎写的，因为他们都写得一手好字。1999年《云南日报》刊登熊树文《书家与领袖》一文，文章又说人民币上的行名为钟灵书写。其实，这些说法都不对，或者说不完全对。
一、董必武为首套人民币题字
我国从1948年12月1日开始发行第一套人民币起，至今已经发行了五套人民币。第一套人民币共发行从1元至50000元12种面额、60个票种。这些票面上的“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和面额汉字除1000元耕地狭版券(此券由东北银行印刷厂设计并负责印制，行名由当时设计人员仿董老的字体而写)外，全部是由当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兼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的董必武同志所书写。这是因为一方面董必武同志的一手好字在解放区有口皆碑，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和人民币的发行都是在董老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且“中国人民银行”行名也是由他首肯并上报中央批准的。当南汉宸说明想法后，董必武同志非常谦虚地说，我写的字不太好，还是请林老他们(指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朱德等)来写吧。后来在南汉宸同志再三请求下，他在一张白纸上横竖写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华民国”，“壹、贰、伍、拾、佰、仟、万、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年”等许多字，有些字如“贰”字还写了几种不同的写法。这些字经过南汉宸筛选，后来就出现在第一套人民币上了。
董必武的字被称为“柳体”，刚劲挺拔，俊俏舒逸，为第一套人民币增添了不少色彩。
二、马文蔚为第二套人民币题字
第二套人民币及以后三套人民币上的汉字出自何人之手，由于当时档案没有详细记载，一直是个谜，这个谜底直至30多年后的1983年才终于揭开。
原来，第二套人民币上的汉字由当时在中国人民银行任金融研究员的马文蔚先生所书写。1950年初，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二套人民币改革的设想便提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领导人的议事日程。
为设计好这套人民币，当时由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宸负责征集人民币上的题字，而由中国人民银行印刷局副局长王显周负责组织中央美术学院的罗工柳和周令钊等设计人民币上的图案。据马文蔚先生回忆，那是1951年的一天，南汉宸特意从故宫博物院借来一支宫廷用笔，中午休息时，将马文蔚请到自己的办公室，南汉宸拿出笔问:“你看这支毛笔怎么样?”马文蔚一看是十分珍贵的宫廷用笔，便说:“真是好笔呀!”南汉宸说:“你写几个字怎么样?”马文蔚这才注意到，书案土早已摆好了端砚、白宣纸和各色虎皮宣纸。马文蔚问:“写什么呢?”南汉宸说:“就写咱们银行的几个字吧!”马文蔚提起笔，按照南汉宸的意思一连写了好几套“中国人民银行”和“壹、贰、叁、伍、拾、圆、角、分”等字，当时白宣纸用完了，就写在各色虎皮宣纸上，有黄色的，也有绿色的。写完后，马文蔚已意识到他写的字可能会用在人民币上，便说:“写得不好，如果哪个有用，可剪开挑一挑。”南汉宸仔细筛选后，挑出一套较好的放在一边，然后把征集到的其他墨迹(当时征集多人墨迹，包括前面提到的钟灵先生)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最后还是选定了马文蔚的墨迹。不久，这些字便出现在了第二套人民币上。以后在设计第三套人民币时，票面上的面额汉字改用了印刷宋体字，但“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六个字仍然沿用。在设计第四套人民币时，又重新把面额文字由印刷宋体字改成了马文蔚的手迹，同时把行名和面额汉字中的繁体字改成了简体字，异体字改成了正体字，旧体字改成了新体字，但仍用马文蔚的书体。
那时，人民币的设计和人民币上的题字是作为国家机密不能泄露的，所以，几十年来，马文蔚守口如瓶，从未向任何人提及此事。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一篇文章促成了这一多年的秘密终于大白于天下。那是1983年3月的一天，时任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政协委员、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的马文蔚先生在翻阅3月1日《山西日报》时，偶然发现一篇将人民币的题字者说成是冀朝鼎的文章，没过几天，《新民晚报》也刊出同样说法的文章。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马文蔚当即提笔给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写了一封信，说明了事实真相。恰逢此时，中国人民银行设计的第四套人民币准备将第二套人民币上的书体改成简化字、正体字或新体字后仍在新版上使用，正需要确认第二套人民币上书法的作者。于是，便派当时任国营五四一厂(现北京印钞厂)设计室主任的张作栋、设计师陈明光(现为设计制版分厂厂长兼设计室主任、高级工艺美术师)赴山西，走访了住在阳曲县黄寨金寺巷的马文蔚先生，在听完马文蔚先生回忆当时给人民币题字的详细经过后，向马文蔚出示了随身携带的题字原稿，得到了马文蔚先生的确认。这份原稿真迹是北京印钞厂的l号档案，上面的字是用剪下的单个字拼成的，其中，“中、国、人、银、行”五个字的纸地是白宣纸，“民”字写在绿色虎皮宣纸上，其余面额汉字均是写在黄色虎皮宜纸上。“民”字由于黑色墨笔字写在绿色的虎皮宣纸上有些靠色，制版时用白色勾了边。为使第四套人民币上的汉字书体保持一致，同时也为了进一步确认第二套人民币上汉字的书法作者，张作栋、陈明光还在阳曲县人民银行会议室里，用带来的毛笔和宣纸，请马文蔚先生再写这些字，并让他写繁体、简体几种写法，还现场拍下了照片。由于马老已近80岁高龄，且多年不曾练字，写字时手抖得很厉害，写出的简体字基本上不能用。马老自己也说:“现在年纪大了，又这么多年没写，手颤抖，写不太好了。不过现在的字飞白笔多，金石味强些。当年写的我认为也不太理想，如‘银’字写得不算太好。”后来，由于马文蔚先生写的简体字无法用于第四套人民币，只好由北京印钞厂设计室主任刘延年、设计室高级工艺美术师李文、陈明光、宋广增等人对原稿反复揣摩，按原作风格，对繁体字“国”、“银”“圆”，异体字“貮”和旧体字“角”作了精心挖补、修改，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四套人民币上标准的简体汉字，它仍保留着马文蔚先生的书法风韵。设计第五套人民币时，行名字体仍沿用第四套人民币的简化马体字，只是将面额改成了印刷宋体字。
张作栋、陈明光回京后，又将马文蔚先生重新写的字与原稿认真作了笔迹鉴定，然后，写出了《关于马文蔚书写“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字的情况》认定报告，其结论部分如下“第一，从马文蔚同志谈当时书写情况，特别是说明字是写在虎皮宣纸上的，是方块形写成的字，和我们所存原稿相对照是一致的。第二，从这次书写的字体、字形及笔法看，虽多年未写，年纪也大了，字看来苍老一些，但和原稿相比较笔迹还是一致的。”于是，中国人民银行明确认定:“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及人民币面额汉字的书写者是马文蔚。并一次性发给马文蔚5000元人民币作为稿费。同时，为了表彰马文蔚先生对金融事业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以及他对工作的严谨作风，为改善其住房条件，特拨专款14000元。1984年7月21日，《北京晚报》发出消息:“题在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六字为马文蔚书写。”至此，这一历史事实才为世人所知。
马文蔚先生是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黄寨村人，生于1904年。他性格刚毅，博学多才，尤善书法。他为人民币的题字很多人认为字形与魏碑相似，而基本笔画仍属隶书。但据有人考证，这种字体叫“张黑女碑”体，它是北魏碑体的故名，被认为是北魏碑体中的精品。此书体苍劲端庄，独具匠心，自成一体，实为人民币增色不少。1930年，马文蔚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后供职于中央造币厂当审核主任，还曾在孔祥熙部下做过事。1949年6月，经薄一波介绍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曾任参事、金融研究员。1952年调到陕西省分行工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老家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务农，此间，马文蔚先生不甘寂寞，又开始研习医学，普救世人。粉碎“四人帮”以后，马文蔚先生出任阳曲县政协委员、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88年3月29日，马文蔚先生留下了永远流传于人民手中的墨宝，在老家阳曲县病逝，享年8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