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额独特的叁圆券
新中国发行的五套人民币中除第二套人民币有3元面值外，其他各套人民币均没有3、4、6、7、8、9这些数字的面值;综观世界各国货币，上述面值也不多见。例如，曾发行“3”面值货币的只有前苏联、英国、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马耳他等欧洲国家及新西兰、澳大利亚、尼日利亚、印度等少数几个国家，地域性特别突出，这可能与这些国家传统使用货币的习惯有关;曾发行“4"面值货币的仅英国、缅甸、柬埔寨、尼日尔等几个国家;“6"面值的货币也只有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尼日利亚、南非、津巴布韦、赞比亚等几个国家发行过;“8”、“9”面值的货币更少:发行过“8”面值货币的只有缅甸，发行过“9"面值货币的只有位于意大利罗马城的马其他骑士领地。上述币值之所以各国少有采用，是因为在1至10这十个自然数中，有“重要数”和“非重要数”之分，1、2、5、10就是重要数，用这几个数就能以最少的加减，组成另一些数。例如1+2=3、2+2=4、1+5=6、2+5=7、10一2=8、10一1=9。如果将四个“重要数”中的任何一个数用“非重要数”代替，就会出现有的数要两次以上的加减才能组成的烦琐现象。因此，各套人民币包括纸币和硬币主要用1、2、5、10做面值。
我国的第二套人民币曾经短暂地用过3元券，这是人民币发行史上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也早就了人民币收藏的精品。此券由前苏联代印，采用苏联五角星花纹混合满版水印纸，票面为深绿色，正面中间是井冈山龙源口图案。在设计第二套人民币时，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曹菊如同志曾提出他的想法，他说:从革命根据地闽西工农银行、陕甘宁边区银行、东北银行印制发行钞票的经验看，“1、2、5”是最好的票面金额结构。就是说，要印1分、2分、5分，1角、2角、5角，1元、2元、5元的票券。这个数字结构最科学最方便，多一种(比如3元)加大印钞成本，是个浪费，少一种不方便群众，妨碍货币流通。他还强调:这是数学理论，也是客观实际。搞财经工作离不开数字，要掌握数字，分析数字，研究数字，从分析比较中找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喜欢分析研究数字的人做不好财经工作。曹菊如同志还以陕北印制发行的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为例说明这个道理，他说:由于当时国共合作，规定法币在边区流通，边区只能发行辅币。为了方便群众和对法币的斗争，边区银行决定以光华商店名义发行“代价券”，其面额就是1、2、5角，后来又增加了7角5分券，作为辅币流通。之所以发行7角5分券，一是票面额大，名为辅币实为主币，可以增加发行数量，增加边区资金;二是7角5分这个数字科学，2张是1元5角，4张是3元，实际上可以代替主币流通使用，一举两得。曹菊如同志从理论和实践角度阐述了票面结构的科学道理。那么后来为什么又采用了3元面值票券呢?主要原因是:
第一，是敌我斗争形势的需要。在设计第二套人民币时，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正在恢复，帝国主义又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受这些国内国际条件的限制，印钞条件和经验不足，只好委托苏联代印较大面值货币。周总理当时在给驻苏大使张闻天的电报中指出:“鉴于台湾尚未收复，港澳与我国陆地相连，美蒋不断利用空降与经由港澳走私向我境内散播假票，以破坏人民币信用。同时台敌在美国援助下，可以在技术上把假票子印成与真票子完全近似，人民不可能区别真伪，单靠银行少数干部用显微镜来观察真假是不可能阻止假票流行的。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发行的票子票面越大，即空投与私入同一体积与重量的假票，其金额数目也就越大。为减少假票的影响与损失，决定在新币发行时，暂不发行5元以上大票，但只发行1元券又嫌太小，故决定增发3元券1种，以资调剂。”
第二，也是受前苏联货币面值的影响。苏联不论在沙皇统治时期还是十月革命以后的苏维埃新政府，均有“3”面值的卢布，受其影响，我国在不同革命时期都曾发行过“3”面值的货币，例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31一1934年)浏阳工农银行、宜春工农兵银行和湘鄂赣省工农银行等发行过3角银洋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陕省工农银行发行过3串文铜元券，修水县立总合作社发行过300文铜元票等，抗日战争时期，冀南银行曾于1939年发行过3元券，鲁西银行曾于1944年发行过300元券。解放战争时期，中州农民银行也曾于1948年发行过3元券。
第三，“3”在我国是个吉祥数字。“3”这个数字自古以来便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且还是一个非常吉祥的数字，如“三思而行”、“三言两语”、“三羊开泰”、“接二连三”、“三生有幸”、“一个好汉三个帮”等。
第四，当时设计这一面值时也有一个理论根据，即“便利收付，节省币券”。其具体例子是:支付3元的时候，如果没有3元券，就需要以一张1元券和一张2元券，或以三张1元券才凑足3元，如有3元券只要一张即可。又如支付8元时，如果没有3元券，需要一张5元券，一张2元券，一张1元券才能凑足8元;有了3元券只要一张5元券和一张3元券即可，这样，一次收付至少可以节省一张以上票券，从整个国家来说，就可以减少印钞费用，也节省许多清点票券的劳动。
后来由于中苏关系破裂，我们不得不提前于1964年4月巧日限期收回由苏联代印的包括3元券在内的三种大面额票券。也就是从这时起，以后几套人民币再也没有发行3元面值票券。这其中的原因并不是有意割断与苏联货币面值的联系，而是货币印制部门依据概率原理所作出的选择。众所周知，国家银行发行货币，总希望用尽量少的币值单位来组合成各种数字，以减少货币总个数的流通量，进而节省流通和印制费用。而从概率上讲，在1至9的各种组合中，3出现的概率最多为18，而1、2、5出现的总概率为90，如果使用3面值的票券，在流通中呈现的概率为16.7%左右。如果增加3的面值，仅在3和8这两个数字组合中减少了一个票券单位，即8元由1元加2元加5元三张票券变为3元加5元两张票券，增加一个3元票券，减少票券流通个数仅为11.8%的可能。因此，3元面值的票券可以省略。实际流通中也是这样，在第二套人民币中有3元券，其在流通中找零替代作用并不显著，反而使人民币票面结构有失衡的感觉，即小面额主币密度过大，使用起来反而有些不方便，因而在硬币中和以后新版人民币中取消该币种是顺理成章的事。
由于人民币3元券具有上述特殊经历，致使其在人民币发行史上昙花一现，存世量极少，因此，具有极特殊的收藏意义和价值。
二、票幅最大的“大白边”票券
凡是年龄在5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大白边”是对1953年版10元工农图票券的俗称。这张票券于1957年12月1日发行，其票幅为210mmx85mm，是迄今为止最大票幅的人民币票券。该券由于受当时我国印制条件限制和防伪需要，同3元、5元券(酱紫色)一起，委托前苏联代印，其票面主要特征是:正面中间为工人和农民图案，寓意“工农联盟”，左边框有一较宽的白边，迎光可以清晰看到有一国徽固定水印图案。
“大白边”票券除了采用传统的双凹印刷技术之外，还运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接纹技术，是一枚设计新颖，格调高雅，工艺较精湛的票券。但到1964年上半年，国外形势发生了变化，中苏关系出现了波折;与此同时，我国市场上发现大量境外伪造的“大白边”，在新疆塔城地区还发现了整箱的3、5、10元票券。形势的变化需要我们采取果断措施，于是，1964年4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收回三种人民币票券的通知》，决定从4月15日起限期收回苏联代印的包括“大白边”在内的三种票子，5月15日停止收兑，至此，“大白边”完成了历史使命。
“大白边”票券由于具有上述特殊的经历，又是当时最大面额的票券，回收较彻底，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至今已凤毛麟角，成为收藏者竞相追逐的珍稀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