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泉荟萃——争辉、栖唐古泉精选 中贸圣佳2026春拍
中贸圣佳2026春季拍卖会
第四阶段
预展时间
6月23日-25日
10:00-18:00
栖唐—韩英藏泉
Lot 6001-6286
拍卖时间
6月26日10:00 B厅
争辉—中国历代古钱1
Lot 6301-6732
拍卖时间
6月27日10:00 A厅
争辉—中国历代古钱2
Lot 6733-7172
拍卖时间
6月28日10:00 A厅
展拍地点
佳 艺术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76号
栖唐—韩英藏泉
Lot 6047
唐 “开元通宝”背三祥云
D:25.4mm,T:1.4mm,Wt:3.8g
极美品
无底价
出版图
云纹或称“祥云”是古代中国的吉祥图案，自远古时期就已经出现，秦汉时期形式丰富，发展至唐朝，云纹演变为朵云、卷云纹，常出现在铜镜以及金银器上，象征吉祥、高升、太平、福气，古人视云为天地沟通之媒介、祥瑞降临之征兆，寓意平步青云、富贵吉祥。祥云纹饰出现在唐代钱币中以开元通宝钱最为稀少，早期表现为在钱背穿上、左下角以及右下角各一朵云型的三祥云组合，此类三祥云版式固定搭配小通小宝高头通面文，此面文为武周时期流行的样式，故开元通宝背三祥云也有为武周时期具有特殊意义或纪念意义的非流通铸币一说。此钱面、背完美，版式特征保存状态好，云纹无损，状态极佳，是开元通宝的大珍品
收录于《开元通宝版式图谱》p202.1232、《开元通宝图谱》p129、《云州元顺兴藏开元通宝集》p078.304、《开元通宝精品集拓》p1、《新编华夏古泉图录》p144、《续斋八秩寿泉集拓》p30、《缘聚三晋》p179
争辉—中国历代古钱 1
Lot 6363
战国.赵 “下曲阝阳”背“八.十二朱”小型三孔布
L:53mm, T:1.8mm, Wt:8.2g
华夏·极美84 6562795853
估价：RMB 1,000,000-2,000,000
“下曲阝阳”见《战国策·燕策三》：“北下曲阳为燕”，鲍彪注：“下曲阳，属钜鹿。”地望在今河北晋县西。“下曲阝阳”三孔布今见大、小两种，大者存世二，小者存世亦为两品，除本品外，另一品藏于东京日本银行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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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孔圆足布币俗称三窍布，是战国后期流通于赵国、中山国地区的货币。此布币面上下有三孔，其形制具圆足布特征，故李佐贤《古泉汇》把它归入圆足布类，属于圆足布一个品类。清嘉庆廿四年（1819），金石名家初尚龄著《吉金所见录》16卷，该书刊载“南行唐”背“十二朱”小型三孔布摹本，首次向世人介绍这种布币。此后近两百年来虽时有发现，但获藏此布币者数目寥寥。故有泉书认为它“是三晋布币中最稀少的一类”，“实物多已湮没无闻，保存在私人手中或文物部门的也寥若晨星。”（《中国山西历代货币》）
晚清金石收藏家获藏三孔布币者有陈寿卿、鲍康、张廷济、刘鹗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获藏三孔布币者亦寥寥可数。据马定祥先生云：“昔年仅有张叔驯、方药雨各藏数枚。罗伯昭仅得一残布而已。”除上述三人外，北京收藏家陶心如先生亦收藏有面文“南行唐”、“下専”两品三孔布。一位赵姓藏家曾收藏一枚面文为“阿”的小型三孔布，后经戴葆庭手转售陈仁涛先生，今已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1950年代，一位未知名藏家收藏一枚“王夸”小型三孔布，并于1955年捐赠北京首都博物馆。
昔日泉家得三孔布币如获至宝，极为珍视。大多秘而不宣，友朋祈求一墨拓亦不容易。30年代，丁福保先生主编《古钱大词典》时，因未能获得三孔布泉拓而引为憾事（该书仅有一枚三孔布墨拓本）。惟采用李佐贤《古泉汇》中之手摹本代替，大为逊色。1938年日本出版奥平昌洪所著《东亚钱志》，该书卷四除收录《古泉汇》2枚三孔布币手摹本外，还刊载12枚日本所藏三孔布币原拓本，蔚然大观，一时震动泉坛。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古钱学界对三孔布的国别与铸行年代进行了逐步深入的研究与讨论，并先后提出了秦国铸币、赵国铸币、中山国铸币等不同的观点。其中秦国铸币说的代表学者主要为王毓铨和彭信威，中山国铸币说则来自张颔和汪庆正先生；就近二十年来的持续讨论来看，赵国铸币说更为多数钱币学者所认同。
三孔布为赵国铸币说的观点最早见于李学勤先生《战国题铭概述（中）》（1959年），后裘锡圭先生在核查了三孔布上的文字之后指出：已经考出来的三孔布上的地名，几乎都在赵国东半部。常见于赵国的尖足布或方足布上的西半部地名，如晋阳、榆次、祁等，在三孔布上都看不到。看来这种布币很可能是在赵的太原地区被秦攻取以后才铸行的……三孔布的铸造年代的上限大概不会早于秦庄襄王时代（公元前249至247年）。
对于三孔布的时代和币文地名的对应关系，何琳仪先生亦有一段简练的说明：从考古类型学分析，三孔布无疑是由圆足布加三圆孔演变而来。……圆足布铭文……蔺和离石，其地望均在太行山以西，战国晚期属赵，战国末期属秦。圆足布蔺、离石不见于三孔布，恰好说明三孔布是晚于圆足布的“最晚的赵币”。另外，战国早期赵国尖足布铭文中地名多在太行山以西，战国末期赵国三孔布铭文中地名多在太行山以东，也可以构成鲜明的对比。
三孔布目前发现币文品种41种，分大、小二式，总计仅百余枚，除个别品种外，绝大部分三孔布品种的存世数量均在少数枚以内，本场拍卖之“下曲阳”背“八·十二朱”小型三孔布目前现世仅2枚，另一品藏于东京日本银行博物馆。此品小型三孔布保存完美，币身平整、无残损、无冲裂，在所发现的三孔布中实属极为难得的顶级珍品。
Lot 6457
北宋.李顺部将 “应感通宝”铁母
D:24mm,T:1.8mm,Wt:4.3g
轩德月度精选·82+ 761740692
极美品
估价：RMB 280,000-400,000
此品字口犀利，拔模角度明显，四面修穿，极具母钱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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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宋初，太祖赵匡胤诏令革除地方“财货自专”旧习，将灭蜀后原府库中的财货，悉数运归京城皇室内库，号称“日进纲”；为此，官服强征大量民夫，水陆兼运，耗时十几年才将蜀地财货运完，致使两川地方财政陷入拮据，民间怨愤日益聚集。太宗赵炅即位后，时逢川峡天灾频仍，饿殍载道，民不聊生。官府为垄断各类商品专利，设置“博买务，禁民私市物帛”。还把茶叶也列为专卖，低价购茶，高价粜米，使广大茶农、茶商纷纷破产。而官僚、豪强、大地主等权贵则趁机“籴贱贩贵”，从中渔利，造成许多农民与手工业者及商户贩夫的生路断绝。尤其是所谓的“旁户”，这些社会地位低下的雇农佃户，更是惨遭豪强地主的残酷盘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淳化四年（993年）春，西川大旱，灾情似火，官府赋敛苛重，不减反增，致茶盐榷酤亏失常课，官府不知抚恤，反而籍没商民家财以偿，此举有失朝廷倡导的乖仁宽恕之道，造成民怨迭起，官逼民反。是时，以永康军青城县味江人王小波为首的百余名茶农不堪穷困，揭竿而起，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口号。此义旗一举，附近民众闻风而动，群起响应，广大“旁户”更是纷纷加入起义军，并迅速攻入青城县（今四川江都堰南）。接着又占领彭山（今四川眉山），惩杀贪暴县令；随后转战于邛、蜀各州县，一时声威大震。是年底，义军在攻取江原（今崇州市东南）时王小波前额中箭，因伤势过重而亡，众人推举其妻弟李顺为首领。
李顺“悉召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录用才能，存抚良善。号令严明，所至一无所犯”。淳化五年（994年）初，义军先是攻克汉州（今四川广汉）、彭州（今四川彭州）后，遂于正月十六日，一举攻占成都，知府郭载出逃。李顺建立大蜀政权，号称大蜀王，改元“应运”；并设官置蜀，彰显法统。以吴蕴为中书令，计词、吴文赏为枢密使。义军除面上刺字“应运雄军”外，还铸造了“应运元宝、通宝”铜铁钱，以活跃经济。此时，义军已扩充至数十万。其势力范围“北抵剑阁，南距巫峡，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
朝廷闻之后震恐，遂派招宣使王继恩为西川招安使，统军从剑门入川；又增派随军转运使雷有终等率兵自湖北入夔门，前往进剿镇压。在东西两路官军持续猛烈的夹击之下，起义军因战线过长，奋战不敌。王继恩率军猛攻成都，十多万义军撄城拒守，展开激战，死难者达数万之众。同年五月六日，成都失陷，李顺阵亡；多名义军首领被俘，后在凤翔府（今四川乐山）就义。起义军余部在张余、吴藴等人的带领下沿长江东下，转战于嘉（今四川乐山）、戎（今四川宜宾东）、泸（今四川泸州）、渝（今重庆）、涪（今四川涪陵）、忠（今四川忠县）、万（今四川万县）、开（今四川开县）诸州和云安军（今四川云阳）。此时，义军又陆续扩充至十余万人，并乘胜攻打夔州（今四川奉节）、施州（今湖北恩施）等地。直到至道元年（995年），张余在嘉州被俘殉难；次年五月，李顺余部王鸬鹚在邛、蜀山区称邛南王，不久亦告败亡。至此，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才最终归于失败。
在旧世泉谱中有“应感通宝”钱，因史料无载，且无年号表纪，被列入无考品。现泉界有学者和藏家认为：“应感通宝”钱殆为李顺战死后其部将张余、吴藴转战川南、川东时所铸。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可信度，从起义军首领的执政分期上来分析判断，李顺称王改元后铸缺不足五个月即战死，所铸年号钱旋即停铸。俟次张余等人率残部转战于川南、川东富庶地区，并扩充军队，占领诸多州县；除继承实施“均贫富”的政治口号外，虽戎马倥偬，抑或有表示政权继续存在的改元铸钱之举。据文献史料记载：淳化五年（994年）五月下旬，张余在夔州西津口迎击官军失利，损失惨重，只好率军西退。十一月，大蜀中书令吴藴在眉州牺牲。十二月，大蜀知嘉州王文操叛降，张余在嘉州失陷时被俘，次年二月就义。从张余等人续领义军转战生存的时间上来说，应比李顺据成都时要长些，况且其所攻占的州县多为富庶地区，这也较为符合铸钱实际。
撷选自《读史谭泉文存》（戎畋松著）
争辉—中国历代古钱 2
Lot 6872
三国·蜀 “直百五铢”直流分铸铜范母
L:15.8mm,Wt:1165.5g
极美品
估价：RMB 1,000,000-2,000,000
出版图
此品著录于《巴蜀泉集》（李亮主编）第24页
此品右侧轮廓有一处轻微冲线，未穿透至范面，应为铸造之初即已形成，非后天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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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直百五铢铜母范考略
建安十九年（214），先主定蜀。时军旅初兴，度支匮乏，从刘巴之议，铸直百五铢，以一当百，权济军国，通调巴蜀货殖，遂成蜀汉一代铸币定制。铜质官铸母范形制完整者，传世极罕，向称星凤，是考证蜀汉币制、铸工与官营体系之核心实物。
是品铜质精纯坚密，锈色老熟入骨，包浆古穆自然，整器端正规整，恪守汉官家法。范内钱模廓深肉平，字口峻拔利落，法度严谨。“直百”二字隶意朴拙沉雄，已开蜀汉新体之先；“五铢”尚存旧汉篆韵，勾勒出汉季三国书体与钱文风格的嬗变轨迹。范面浇道、分槽、卯位俱全，结构合规缜密，承袭两汉叠铸古法，又可见蜀汉铸工承汉改制之工艺特征。
溯汉旧制，少府主鼓铸，考工造范模，物勒工名，官法森严，累代相沿。蜀承汉之旧典，故传世直百钱多见背面刻“小”“工”等阴文，学界释为少府、考工官造之征信。此类“阴文”性质久为泉界所议：或谓乃铸成后、刻划而成，或谓铸造时祖范自带、传递至陶范铸就。此方铜母范为解答此疑提供了直接器证——范内钱模之背对应位置，阴文正书“小”“工”等字清晰可辨。以之翻制陶子范，则子范相应位置呈阳文反书；浇铸铜液后，钱币背面即形成阴文正书。由此可确证，直百五铢钱体上的此类阴文，实为铸造时由母范传递至子范、一次浇铸成型，而非铸后刻划。一项长期争议，得以实物释疑。
蜀汉国祚短促，泉制文献仅有片言只语，此方完整铜母范，兼具制度、工艺、经济多重考据价值：制度层面，证实蜀汉仍严格遵循两汉叠铸官营体系，否定“蜀汉铸币粗放无序”之旧说；工艺层面，为复原从铜母范到陶子范再到钱币的完整生产链提供了形态学标尺；经济层面，辅证直百钱“当百”虚值大钱背后确有中央管控。是品铜质、铸工、品相、规制皆臻上乘，可入谱压轴、藏箧镇库。蜀范真迹传世无几，如此规制之官铸祖模尤为难得，识者宝之，洵为古泉庋藏之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