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鉴:高丽王朝珍品钱-乾元重宝

2013-04-27来源:收藏界 作者:责编碧泉阅读:

摘要:“乾元重宝”钱是我国唐代(可称唐、大唐)中期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所铸行以铜材为主的货币,制内方外圆,亦为“重宝”钱名的开端。初铸品钱径大多26~30毫米,重6~10克,以一当十与唐“开元通宝”并行。

  “乾元”二字在中国古代圣人所集成的《易经》这本解开宇宙人生密码宝典的书籍中被精辟归结为“开创”之意。其代表性八卦符号列“乾”(即天)为首,“释天象创生人与万物使之循环复始而息息不生”,语意简练却包含着大自然芸芸众生对上苍的崇拜等朴素辩证法哲理。

  “乾元重宝”钱是我国唐代(可称唐、大唐)中期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所铸行以铜材为主的货币,制内方外圆,亦为“重宝”钱名的开端。初铸品钱径大多26~30毫米,重6~10克,以一当十与唐“开元通宝”并行。翌年,此钱又行大小径不同的“重轮”,一当开元钱五十枚,被百姓呼为虚值,短期便引起全国性的通货膨胀,引发私铸充斥,货币大幅贬值,物价狂涨,斗米自盛唐时的十钱左右飙高至七千钱,正常商品流通秩序被打乱,带来的后果是民声怨恨,社会动荡不安,国家经济出现紊乱。宝应元年(762年)代宗李豫即位后迫于币值混乱给民众带来的危害甚烈,明智诏令大小钱均作一(文)使用并大量铸行径24~25毫米、重4克左右的“乾元重宝”铜平钱(本文下称“唐乾元”),这个顺乎民意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平抑了市场交易中的恶性循环,从而避开因货币危机导致对朝廷的不测风险。终唐末期的唐乾元与其他规格的乾元钱一样,大多数光背无文,少数可见月、云纹,星号及瑞雀图。

  隋代以前货币多以重量为名称,自唐始改称“通宝”、“元宝”、“重宝”,取其通行宝货(宝钱)的意思,统一了货币称谓。除武德四年(621年)开铸“开元通宝”外,以后各代所铸钱币大都冠以当时的年号,钱的形制、大小、重量等也是各代相延,差别不大,币制标准化程度经不断改进、整合,已达臻于完美的地步。唐代“宝钱”制的创立符合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经济发展规律,完善了货币体系,给市场经济带来极大便利,国家获利强盛,人民受益富足。据《新唐书· 食货志》记载:自高祖李渊到德宗李适(780年)近一百六十年间,所铸钱币整齐划一,品种繁多,数量相当可观,在开元、乾元、天宝三个时间段全国钱炉近百处,年产量达三十多万缗。这时的大唐政治稳定、社会宽松、经济繁荣,与邻近地域及海外贸易十分活跃,作为一般货币种类的唐乾元等铸币经物贸与人员交往后不断流向现朝鲜半岛、日本等东南亚各地,对这些地区货币的产生和发展起了重要先导作用。

  从公元前2世纪中国西汉直到公元18世纪末的清朝时期,朝鲜半岛上的各国均是中国历代(朝)藩属国。公元4世纪以来岛上有高句丽、新罗、百济三个相互独立政权鼎力,语言文字通用汉文,但无汉字货币,商品交易方式原始,生产力低下,正如《周书·高句丽》中所言及:“赋税则绢布及粟,随其所有,量贫富差等输之”。公元936年,势力较强的高句丽武力统一建立了高丽国(称高丽王朝或高丽朝)。为发展对外贸易与民间商品经济,高丽朝在以行用白银做大额交易的基础上还需常用规范性币种以改善流通手段。时下高丽朝上至王室、臣官,下到庶民大多深受中国传统汉文化和唐币制的影响,于高丽成宗王治十五年(996年,宋初至道年)用铁材仿铸“乾元重宝”钱(径大于一般平钱),为区别所见,在钱背穿上下加有“东国”二字(意我地在中国之东)。因无铸币经验,所出币品材疏制陋,文字模糊,毫无美感,小批量行用后被认为失败之作遭弃。继任穆宗王诵二年(998年,北宋真宗咸平元年)按前朝已制“乾元重宝”的基本造型结构,采用铜材又对形样、钱文等铸制工艺改进后重新试铸,获得成功。制品形制规范、红润光亮、廓深字峻,便于携带使用。因铸量少的缘故,大都被宫内、王、公、国戚等上层权贵作为奢侈品用于节庆喜钱或赏赐,渐变为纪念币性质,流通范围不大,成为高丽王朝也是后来朝鲜半岛最早带有文字的正式货币,后人为方便起见多称其为“高丽乾元”。随着时间推移和世事的不断变化,一部分高丽乾元逐步扩散到了民间流用。到肃宗王顒年间(1095~1104年,北宋绍圣年内)又仿宋朝平钱式样陆续铸“海东”、“东国”、“三韩”三品文廓规整的宝类钱,缘铜等矿产原料的匮乏,除“海东通宝”量较多一些,其他产量有限,未能大批推广。高丽王朝虽已一百六十多年,源内外部无休止的动乱和战事使铜钱普及过程进行的十分曲折缓慢,落后的生产力依旧无大改观,民间小额交易仍以米、布、麻、碎银等做媒介,大宗货品与海外交易则用黄金小锭和数十两重的银锭类。公元1393年高丽王朝将军李成桂废王自立,改国号“朝鲜”,铸“朝鲜通宝”(铜)平钱发用商品流通领域。由于长期原始小农交换模式的习俗观念在民间根深蒂固,使用范围仍不广泛。历史进步到李朝仁宗十一年(1633年,明崇祯年)至肃宗李焞五年(1678年,清康熙年),朝鲜针对因币制不畅经济发展严重受阻状况,即以法定律令推行“常平通宝”铜制钱的行用,效果甚好。该钱各种大小币值品种、版别等铸量繁多,成为货币中主流币种,与18世纪后期采用的机制铜钱混用,稳定流通长达二百六十年,彻底改变了朝鲜社会的原始经济和币制结构。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战败后,朝鲜被迫结束与中国的宗藩关系。

  此平钱,径24毫米、厚1.2毫米、穿约6.2毫米见方,重3.9克。币材青铜淡红,质优;面“乾元重宝”四字直读,第一字作鱼钩乾如“乹”;背穿上“东”下“国”,计六字隶书。面文运笔粗细适中,遒劲流畅;端庄沉稳,规范优美;文廓较深,见棱见角;面光洁,地章平整;尤其是书体起笔的自然稳健,成笔的浑厚雅致,收笔的洒脱利落等都与唐乾元铸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钱体无砂眼、夹杂等瑕疵,铸工细腻,不论是四字面文还是形制构成都趋于严谨。因背文廓本就浅,加之磨损过甚,“东国”两字已近平于肉面而难辨,“国”字只能依形显现出右半边;细看二字无任何改刻、粘贴等伪作痕迹,系一体模铸。面结满入骨的薄层硬绿锈,背光滑锈迹较轻;经手抚摸把玩后的表面润绿,铜色熟旧,包浆晶莹自然;看色相应出于时间较长的熟坑。值得注意的是若将钱正、背文仔细对比可发现“东国”笔划夷粗,字型偏大臃肿,少了隶书应有的劲健俊逸之意态。“东”字上部为了不与轮缘内侧顶铸,将字头上部的缘内沿扩去些许;方廓上下边与字体连铸在一起,字构架空间多已被壅塞;对比疏朗有致、落落劲秀的面文似存在书风欠通,不是同一字法铸就的差异;且字形反差之大,实有悖常理。笔者对此奇特现象产生了浓厚兴趣并欲一探究竟。问题关键是要澄清此钱是否高丽朝或其他地铸制(如代铸等)就很重要,背文只是据理的一个方面,质材判断则可靠性较大。在参阅有关史料并将唐乾元同类钱与文中实物比对后提出探讨性看法:高丽朝与唐代铸币的主要区别方式在于红铜中含其他辅助合金量的多少,“高丽乾元”因锡铅加入比例少呈淡红色;唐乾元加入了较多的锡铅变为微(泛)黄色;该币色泽(磨边后清晰可现)与“高丽乾元”用料描述很是相似,可基本判定应是高丽朝铸真品。对于正背文不统有嫌的疑问,可从钱体在铸造中出现的细小变化中看出端倪:文字边、角、曲棱及廓边、侧沿等不够整肃犀利,文廓深度特别是背肤浅,最为明显莫过于面文字划所凸现出的一些鲜明特点,如“元”字下半部形似“儿”的笔划挺拔坚实,弧度似蓄势待发的强弓;末笔弯钩委婉有力、梢尖如锥,笔接外廓(其他字也似类同);唐钱字风每每显强,时代气息浓郁。而据已刊发的另品高丽朝铸“乾元重宝”平钱样物图示:“元”中同似“儿”的笔意虽重,走笔却孱弱(正背文相同),字划粗细不匀,末笔拐大弯无钩尖并离外廓线较远,径(25毫米)、重(4.8克)、书法自成一体,俨然分属“高丽乾元”不同版别。至此,可否推理因背文引议而论的这枚面文与主体造型结构与唐乾元如出一辙的“乾元重宝”背“东国”高丽朝铸币,是用精整唐乾元原钱做母模翻铸而成。背文则是在另起后模基础上浅刻(写)后铸成,致使面背字法不统一。以上分析说明高丽朝制作的乾元钱版别不止一种,尺寸、重量、钱文笔法随着各有别样,本文所示便是例证。出现这种情况估计是制钱初始受繁杂技术工艺或时间等诸多因素的限制而走了“借鸡生蛋”的捷径,也有可能是地域不同的铸品。在了解个中原委后疑虑也就随之释然,至于这种现象是个别存在还是带有批量性,因无更多的旁证和记载不便定论。

  该钱作为朝鲜半岛初期货币制作时间早,行用范围狭窄而存世量少。历经千多年政权更迭、世事沧桑及民间损毁湮没等自然淘汰,能流传我国保存至今已是难得,尽管背文差矣,作为值得研究的版别也是不多见。拙对朝鲜铜钱的认识理解极为有限,难免谬误奇出,望同好专家不吝赐教,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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